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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决心》：打开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作者：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文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十年一顾，沧桑巨变。近期CGTN推出的四集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新颖的主题设置、国际化的传播语态、生动的人物故事，展现了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巨变，并深入地分析了巨变背后的原因，引发了海内外受众的热烈反响。该片主要由Z世代年轻人组成主创团队，历时一年策划制作，行程四万公里，以英、法、阿、俄、西、德、葡、印地语等共15种语言版本，用一种新的思路和打开方式讲述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其中既有现场真实记录，又有理性分析思考，用专业影像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十年蝶变之道，在中国踏上新征程之际，为全球受众打开了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一直以来，以“真实性”为本质特征的纪录片，是国际传播中的“文化硬通货”，被认为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而有些国际传播纪录片因过于注重国家形象的自塑，而忽视了海外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兴趣取向，从而导致传播效果打了折扣。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酷”“钱”“暖”“未来”四个新颖的主题设置，每一集以个人故事为主导，用时代做注脚，既能涵盖这十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又易于海外受众理解。

　　纪录片将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及其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落实到当代青年人的体验与感受之中。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传统文化重焕新生的瞬间，折射出过去十年里年青一代人心中逐渐树立起的文化自信。在《了不起的决心》中，纪录片并未堆砌展示中国文化的符号意义，而是立足当下，将视角聚焦于那些被历史文化感召并将其传承发扬的年轻人身上。片中的中国青年不仅理解传统文化之美，还在思考如何让它生生不息。纪录片团队和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共同策划了“古乐还原辛弃疾经典”，复原失传数百年的《破阵子》词牌曲调演奏和吟唱方式，并用MV的形式向世界展现宋词之美和辛弃疾所代表的中国家国情怀，在海外取得了超过百万的点击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阔步前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成为中国媒体的重要任务。《了不起的决心》没有延续传统政论片的宏大叙事和成就巡礼，而是以类似科普片的类型化包装，思辨性的话语方式，带领观众从深圳到合肥再到鄂尔多斯一路北上，由表及里地分析中国十年发展路上每个奇迹背后的治国理念。纪录片的思辨性语态，体现在向观众抛出问题，并带领观众抽丝剥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作者试图带领观众一同探究“中国是如何应对文化、经济、发展等发展挑战的”的问题，以24组生动具体的人物故事诠释国家战略，使原本复杂的政策性问题变得通俗易懂。比如创作者从“光”出发，揭秘激光雷达和自动驾驶背后的极客生活，了解量子纠缠背后的女工程师们和那座迅速崛起的中部城市；从“温暖”入手，跟踪记录两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家庭从绝望到希望的全过程；着眼“未来”，记录沙特人感受中国物流极致体验的故事，讲述“巴西设计”的“中国制造”产生的过程。这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观众阐述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中国智慧，给海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外传播纪录片不仅应发挥国家会客厅维度的严肃效能，同时还应顾及观赏、审美等功能。在融媒体时代，纪录片应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创新方法与策略，让世界看到中国纪录片，看懂中国纪录片，更喜欢中国纪录片，用精品力作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了不起的决心》运用创意化、轻量化的视听语言，中和了纪录片原本的严肃气质，更加契合当下年轻网络受众的接受心理。在视听风格上，该片呈现出一种短视频的气质：充满节奏感与力量感的混剪，震撼的穿越航拍长镜头，活泼灵动的逐帧动画，创作者通过视听技巧的创意构思，为观众打造出一场视听盛宴。片中的人物也被这种影像风格赋予了一种潮酷气质，让受众感受到新时代中国人的蓬勃朝气。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纪实影像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以及文化传播的形式，成为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运用新鲜的视角、独特的风格、真实的笔触，用纪实影像呈现时间维度中中国动态发展的过程，审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社会实践，激发海外受众的心理共鸣，不失为一次纪录片海外传播的范例。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5版）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