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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访问|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文/庞无忌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据专家测算，疫情暴发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低于5%，实际增速低于经济潜在增长率。
这种状况必须及时扭转！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提振各界信心的重要信号。逐渐走出疫情影响的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增长区间”？明年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
康勇预计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预期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他认为，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毕马威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如何？经济增速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康勇：今年我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拖累将有所减少、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明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提升。
此外，2022年基数较低，也有利于明年同比增速的回升，预期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这个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央行去年的一个研究也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1%-5.7%之间，明年的增速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增速和高质量发展都很重要。
国是直通车：怎么样看待5.2%的增速？明年实现5%以上的增长有何意义？
康勇：一方面，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加快，但总体复苏动能依然偏弱，5.2%的增速仍远低于疫情前6%以上的水平，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并不牢固。综合来看，疫情后四年(2020-2023)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约4.5%，依然弱于中国的潜在增速水平。
另一方面，明年我国5.2%的经济增速依然远超全球平均水平。IMF在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2.7%，并指出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在今明两年内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收缩。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114万亿元人民币，并有望在今年超过12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以上，在这样大的体量上实现5.2%的增速实属难得。
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测算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仍需要4.5%左右的年均增速。
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
康勇：2023年是贯彻落实二十大各项战略部署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具体体现在：
一是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加速放开。近期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和“新十条”相继出台。防疫措施不断优化，有利于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明年经济回归正轨。
二是消费随疫情缓解得到改善，储蓄助力消费复苏。随着防控措施优化，预计明年我国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接触类、体验类消费将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家庭储蓄也有利于疫情后消费复苏。
根据测算，和历史趋势线相比，目前中国储蓄存款总体规模增加了近7万亿元。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居民信心的加强，这其中的一部分超额储蓄也有望转化成消费。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积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支持力度。我们预期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基调，支持经济持续复苏。
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力，继续将稳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上继续用好现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同时，预期我国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新能源引领投资增长。受政策推动，今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表现亮眼，前11个月累计同比增长9.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尤为亮眼，超出全部投资增速近18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对产业优化升级、专精特新等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五是房地产市场修复，对经济拖累减少。我们研究显示，房地产投资下降10%，会拉低我国GDP增速约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从需求端、供给端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特别是近期“三箭齐发”，从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三个方面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有望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缓解企业的信用风险。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家庭消费、投资信心依然较弱，房地产的复苏可能仍需时间。
六是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人民币汇率、资本市场压力减小。预计后续美联储加息步伐将明显放慢，明年2月和3月分别加息50和25个基点，目标利率区间达到5%-5.25%，此后美联储将停止加息。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团队预计2023下半年美联储将开始降息，并在年底降至2.75%-3%。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预期美元指数转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走强。同时，美联储加息放缓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转弱，中美利率倒挂缩小，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将改善。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明年稳增长、稳经济大盘的发力点主要在什么方面？
康勇：今年以来，面对国内疫情散发，地缘政治紧张等超预期冲击，经济出现一定下行压力，为稳定经济，国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政策和接续措施。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对推动我国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政策效能有待显现。
明年稳增长经济政策要把恢复扩大消费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摆在优先位置，在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同时注重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和社会等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从政府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达到49.7%，较2021年底提升近3个百分点，但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存在一定加杠杆的空间。预计明年政府发债或将保持一定力度，稳定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认为明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将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运用这一工具，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预计明年政府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精准有力。稳增长仍将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今年M2增速处于相对高位，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明年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依然保持一定力度，推动经济复苏。
此外，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我国汇率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将明显缓解，同时我国通胀压力不大，物价总体温和，对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掣肘将减弱，存在降息降准空间。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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